那些年,我们一起违过的考纪

关于“那些年”和“我们”

称“那些年”而不是“这几年”,是想表达一个事情已然过去了的事实。

称“我们”而不是“他们”或“你们”,是因为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违纪之根本还停留在某个微观的、个体的层面。

事情过去了,意味着现在只能(同时也可以)回顾,还意味着无能为力挽回或愿意挽救什么。

黄道周的输与赢

看到烧伤超人阿宝最近一篇文章《对不起,我们输了》,其中写到这样一个人,一段故事。

在历史上,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人,也被这样指责过,他叫黄道周。而指责他的人,是崇祯皇帝。
黄道周是明末官员,有一次在朝堂上和皇帝争执,皇帝急了,说他诋毁政府,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
黄道周高声争辩:‌‌“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
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道周被连贬六级。后来他称病辞官回乡。
清军入关,崇祯死难。早已经与朝廷毫无瓜葛的黄道周,却散尽家财举兵反清。他募集数千人,马十余匹,携一月之粮,出仙霞关抗清。如飞蛾扑火,兵败被俘,拒不投降,英勇就义。
就义时,至刑场上,向南方再拜,黄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文末又写道: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
输了,就输了吧,年过四十,早已经不怕什么了。
我们不能等这世界完美了再去善良,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善良去让这世界变美好。
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世界变美好,至少应该用自己的勇敢去阻止他变坏。
即使无力阻止她变坏,也需要有人去学飞蛾扑火,去效螳臂当车。我们或许改变不了结果,但至少我们可以像那泣血的杜鹃一般,喊出自己的声音。让是非不被完全混淆,让善恶不被彻底颠倒。为这个世界,留一线公道在人心。

对此,我颇有感触和感叹,历史上的黄道周赢了,现在的黄道周输了。这么说,一是源自于身同感受,二是因为我已无力去当黄道周、也不认为我还有信念去阻止美好的变坏。不过,我认同阿宝的意见——至少我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还可以自由的喊出自己的声音。

素颜的历史

为避免情绪化的文字和可能带给读者的情绪化反应,以下历史回放尽量只陈述事实,争取不谈及自己的现场感受——虽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锄强扶弱

我印象中自己最“豪迈”的一次作弊发生在中学时。校领导搞考试改革,将不同年级和考试科目的学生安排进同一考场,同座的两人分别来自不同年级、考不同的科目,认为这样就大大减少作弊的可能。

在某一场考试中,我看到前排某男生在桌底交换试卷作弊逃过了监考老师的眼皮,而身边女生挠头的苦态后,扶弱锄强的罗宾汉精神促使我立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斜眼扫视这位女生的试卷并把能做出来的选择题的答案全写在自己的试卷一侧,然后提醒她抄我的正确答案。

我不确定监考老师是否知晓我的那次作弊,或因为我是班干部而有意不管,但至少在那个年代作弊让我很脸红,只是罗宾汉精神让我跨过了心理的尴尬。

上大学后,有位年长的老师讲起文革结束后他们参加第一次高考的场景,说大家人挤人、肩顶肩的坐在一起只需抬下眼皮就什么都看得到,但没有人耻于这样做,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我内心也认可这一点,所以听后没有太多震动。

武松成了通缉犯

初进单位工作的时候,学生作弊频率并不算高,只是偶有发现。在我的印象中,那还是一个大多数学生宁可做不出题、背不下答案,坐在那里挠头而不敢作弊的年代。数年后,局面有了一些变化,也许是诱惑越来越多的原因吧。

我开了一门公共选修课,那时这样的课程还是闭卷考试。于是我交印了试卷,在最后一课亲自监考。在考试巡场过程中发现一名学生桌上摊放的试卷有异,仔细一查发现是前后座两人交换了部分试卷抄袭,于是收缴掉试卷并通过学校QQ群通报给教务处。按流程说,这件事至此基本就结束了,我只管把余下的试卷打分登记成绩,然后把作弊试卷上交即可,但事情的发展偏离了我的想像,后来令我极为震怒,差点就到打上教务处直接叫校长的地步了。

在那个年代,或者说在那个年代的我来看,考试抓到现行、又有现场证据,便是作弊的铁证,可当年教务处某主管老师却在我通报此事件之后称选修课的期末考不算考试而只算考查,且就算考试也存在未向她报备的问题,要追究我的责任而避开不谈学生作弊的处理,大有学生无辜而要通过教务处处分我的势头。于是一时间,武松成了通缉犯的故事发生到了我的头上。震怒之下,第二天我就带着脾气和那两份试卷找上教务处这位老师讨个说法,想看看她准备如何把黑白颠倒过来。

那个年代黑白尚没办法在光天化日之下颠倒过来,此事后来惊动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于是我得以“平反”。副校长称考查亦是考试的一种形式,作弊就要处理,于是教务处的这位女老师对我态度缓和了不少,不但叫来学生写检讨,还只让我在学生检讨书上签个字并告诉我一定会认真处理这两名作弊的学生。后来,听闻作弊的两名学生是这位女老师管辖范围内的,其中一人还是入党考察分子。至于对学生的处理,按流程和规则,需要张贴白榜公告,但我后来却未亲见到。又几年后,这位老师以优秀教师的身份接受校新闻网的采访,我想镜头前的她一定不记得当初这两名作弊学生的名字了,但我还记得。

我想,如果当初这位老师不是披着教务处的皮威胁要处分我,并且告诉我作弊的学生是个入党积极分子,我还会直直的找上门去并把副校长给惊动了吗?也许她不是这样咄咄逼人,把我逼到闹革命的地步,我也可能会在“官民斗”的局面下祭起绥靖的大旗吧。

只是在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对作弊的理解和态度在细微的发生着改变。

Catch you if I can

除了痛恨一步一步反逼的,我还极其讨厌有错不认、胡搅蛮缠的。

系里几乎所有专业的高年级专业英语课我都带过,也因此了解学生真实的英语水平。从前的领导劝过我一句话,说你不能把我们的学生当成英语专业的来训练呐,可他并不明白,又要让马儿跑得欢又想让马儿少吃草的好事就连游戏中也没有。学生也不该脑子里幻想着毕业后进高级写字楼跟美方老板大谈业务尽显职业经理人的风采,却根本不想花功夫上课不记笔记课后不训练口语不阅读大量西文就能在一夜之间口吐lotus。

在某一年的考试中,班上有约一半同学因作文抄袭而不及格。此事在系里影响极大,因而其后我竭力避免这样的问题,不但考前一再提醒不允许抄袭,考后也对疑似情况严谨求证,不到万不得已不给人判抄袭或零分。但老师的退让,往往学生无法领会。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学生交来的作文有疑点,几经查询后在网上找到了几年前的一篇英文日志。一对照,一模一样,并且连输入错误都一字不差的照着复制过来了。于是,比较礼貌的发邮件与该同学确认,看是否存在“编辑上的失误”。我并未指责她抄袭,因而也没有在信中提及网上那篇英文日志,然而学生的回复却比较粗鲁,直言我的英文水平也并不咋的,怎么能确认这份作业不是她做的呢?我从未料到学生在对待剽窃作弊的事情上竟还能如此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在面对现实时还厚颜无耻的为自己辩解,于是把证据回复给她,这次死鸭子的嘴不再那么硬了。

鸭子不止一只,还有煮熟了的,嘴更硬。

又一次,某实训课后,在收缴起来的考核材料中发现了一份相当奇葩的实训报告。这份实训报告表面上看相当的详尽,但细看之下,发现几处问题。在实训报告内实训时间、地点的信息有误,实训小结中提到的老师、实训步骤流程与实际出入很大,实训内容的展示图上显示的均是另一专业某学生的名字。很显然的,这个学生只是把其它专业学生的实训报告改了封面上的名字就当成自己的上交了,而根据出勤情况,她自己根本就没来上课!

她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学生,但她却是第一个敢拿着这样的作业站在我面前还直言她的确认真的做了这份作业并要求我至少给她一个及格分数的学生!我见过抄袭同学作业的学生,见过从网上扒几段个人小结附在自己实训报告后的学生,但把别人的作业换个封面上的学号姓名就充自己的,的确在记忆中搜索不出先例。我觉得,这即便是一种“聪明”,也要做得专业、细致,怎么能够把课程时间、地点、实训过程步骤细节等信息都照搬不误?专业的偷情者,不该穿错自己的内裤。

鸭子嘴硬让人气愤,让我气愤又惊讶的是,当这名作弊都不专业的女生冲进我正在上课的教室跟我理论、纠缠时,坐在教室里的好几个学生竟异口同声的要我放过她……也是自这一次,我发现这作弊我已无力挡车,因竟有那么多学生选择站在荒谬一边。

米兔——我怕

女生如果把作弊纸条塞进内裤,我能掀开她的裙子吗?

我不能,也不敢,同样的,老教授也不敢。

某次,与一位老教授一起监考,考到一半,老教授突然与一位女生起了争执。我过去一看,原来老教授巡视考场时发现一名女生有作弊嫌疑,但下手慢了些,该女生已经把纸条塞进了裙内。我走到作弊女生的座位边暂停她的考试,并和老教授一起让她站起来说明情况(寄希望于纸条能从裙子里掉出来,但其实她应当是塞进了贴身内裤),她起身后却突然一把推开我和老教授,跑出考场。当时的状况很尴尬,周围找不到女老师,夏季的穿着都比较清凉,两个监考谁也没敢和她发生拉扯。于是我们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看着嫌疑学生逃走,直到考试结束再回到系里说明情况。

尽管系里表示相信我们,尤其是老教授亲自描述了当场的过程之后,但没有证据就无法指证学生的作弊行为。

我自此深刻的了解了证据的重要性,但未过几年,却又深刻的体会到了证据只是一张纸的现实。

“诱奸”的罪名

我不能扒女学生的内裤向考场其它学生证明她的确作弊了,但我事后气愤跟系里说,假如当时作弊的是一个男学生,我一定把他的裤子扒光也要拿到证据!教务处几年后也开始强调考场确认作弊证据在流程上的重要性,于是我在个别几次监考中虽然发现有作弊的迹象,但在没有或拿不到确凿证据的情形下,都没有进一步行动,直到去年新生进校。

按系领导的要求,对新生要加强考试纪律方面的教育。在某次我所授课程的考试中,因监考人员未到位,我临时调了两名新生跟我一同监考,一方面满足考试规定中有关监考人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想让新生感受一下考场气氛、放弃哪怕一丝一毫的作弊念头。

考试过程中,两名学生公然作弊,一名私藏手机,在考试中取出手机上网搜索试卷上的题目;另一名在桌下藏了课本,并在考试过程中取出来摊开抄袭。这两名学生的作弊行为被当场发现并被中止考试,我把用手机拍摄的作弊证据(一是手机上网搜索试题的界面,一是学生桌下摊开的书本)、附有学生签字确认的考场情况说明以及未完成的试卷一同交给了系里。然而,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从未想过跟教务处在学生作弊的案例处理上会梅开二度,只是这一次,教务处方面令我胆儿颤,他们通过院里领导传下话来,认为我是故意等学生作弊再抓,而未尽到预防学生作弊的职责。

考前提醒过考试纪律了吗?——提醒过。
考前清过场所有学生都交了手机吗?——清过场,但私藏手机我不能搜身确认。
抓到一名学生作弊后,应当再次强调考场纪律。——不但强调过,还把作弊学生班主任的话传达给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
考试过程中有作弊苗头要及时提醒。——学生不作弊我无须提醒,学生作弊行为实施,我还只是提醒,那是掩盖作弊,那倒是未尽职。

找我谈话的领导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转告我教务处的态度,二是要求我处理掉原始的考场记录,并重新写一份不会导致学生被开除的版本,声明学生并未使用手机作弊,三是暗示我被我抓了作弊的学生上面有人。

我穿过几年高层领导的大铁鞋,这次的“诱奸”罪名实在是担不起,于是“爽快”的提交了一份上级满意的新版考场记录,大大方方的表明该事件中虽有现场发现的避孕套,但处女膜尚未有实质性破裂,因而诱奸并未发生,且相关监考人员情绪稳定。

嫖你,老子给过钱了

监考人员也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那一次,我差点打了一位可能是吃衙门饭的考生。

高校的三大贡献在于教学、科研、服务社会。通过办班招收社会上希望提升学历满足晋升要求的工作者,一方面服务了社会,另一方面充盈了学校的腰包,学校的腰包鼓了才能给老师们发钱,老师们的地位、尊严似乎也会高一些。

但是,似乎这又不完全对。有时候,钱会迫使人放弃掉一些尊严和原则,这不仅仅是婊子行当才有的道理。我带过一次的某成教班的课,至今记忆仍深。

成教班的课好带,在于平时几乎没有人会来上课,若大一个教室,有时实在等不到学生,课就不用上了;成教班的课也不易带,在于其学生基础差,平时又很少来上课,讲课的内容他们大多无法听得明白,这样无论是授课还是考试都是个麻烦。为了考试不麻烦,通常老师会被要求在试卷的出卷和评卷方面灵活一些。灵活的意思,其实相当明确,不用揭开锅盖来说,但是灵活的范围却不仅仅在于试卷本身。

那次,监考开始后一段时间,从教室外走进几个学生,上台拿了试卷就坐到教室后排开始答题,但时间不长就弄出些动静,并且动静的幅度还越来越大,在我走过去查看时,其中一名学生仍然大大咧咧的把他人的试卷摊在自己试卷上方抄。我喊停了他,并收走了他的试卷放回教室前的讲台,哪知这名学生的脾气不小,冲上台就要抢回试卷,嘴里还骂骂咧咧。我几次阻挡并与之发生冲突。冲突基本上停留在语言层面,并未上升至肢体行为,一来对方能判别出形势,要是与我动拳头未必捞得到好,二是清楚只要不动手,学校老师最终就只能言语阻止而没办法真正限制成教系列的学生完成考试、拿到证书。在那次差一点点就升级到肢体冲突的事件中,我犹记得这名学生挥着拳头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老子交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考?给了钱,你们就得给我证!

其他成教学生没有这样狂妄,但不少人坐在下面是幸灾乐祸的,有那么几个企图作弊的可能就盼着我动手打人,这样整场考试就进行不下去,在失去秩序的情况下最终上面会要求大家都算及格通过。我忍住了怒气,没有动手,因为也很清楚那种情况下一旦动了手,结局怕是连家里人介入也收拾不了的。我不怕动手,但怕怒火之下再一拳打断人肋骨该怎么收场。

此事件之后,了解到这名学生是在政府某商业相关部门工作,吃衙门饭的猜想大概平时摆威风惯了,办什么事都跟嫖妓找小姐陪客人一样的思维,到学校上学进修,也仍然秉承这一理念。政府出个把这样的流氓尚不可怕,可怕的是学校也把自己摆放在一个接客的位置上,如此,别人不艹你还能艹谁?

这场考试的最后,该学生未能及格,但这个事件的然后,就是没有然后。嫖客办完事之后,就人货两清没有然后了,天天办事儿又不谈钱的,那叫爱情。

廉颇老矣,不思能饭

从泛意上讲,作弊这个词包含的形式和内容挺多的,不仅仅是上面写的只涉及到学生和考场的这些。这么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我遇到的来自上层的指示不少,相反倒是来自一线教师的求助一个也没有。这当中,高至有校级层面人士亲自打电话来要求把某学生某门课分数调到具体多少分以上的,但事后我打电话告知结果时对方立刻说我打错了电话,让我觉得这位领导即使嫖完也不会做出穿上裤子不认人的事来。这当中,还有主管考试纪律的教务部门的人士,令我觉得一方面上硬件配软件架起考试登分系统严肃考纪另一方面私下电话指示我修改侄女们的成绩是多么的精神分裂……

在近期因抓考试作弊某领导约谈我时,谈到某个细节问题,我说反正这个学校又不姓我的姓……

他说,哪怕清华北大全跟你姓,现实也不会改变……

我才明白,我们说的不是一件事。他以为我的意思是,学校跟了我姓,我就能大张旗鼓搞改革、严肃考纪与执行,而我的意思是,经过二十年目睹之考场怪现状,我从早先的为小师妹作弊走到如今的差点成了诱奸犯,实在是廉颇老矣,不是尚能饭否,而是不思能饭了。

鸡腿饭、盖浇饭、蛋炒饭,饭饭与我何干?

明确的说,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这是一间厨房和整个配餐流程都被污染了的问题,而源头,正是那掌勺儿的厨子。

诚实的身体

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约谈我时,没象廉政公署招呼公务员一样煮咖啡,也没学中纪委对付党员干部那般先给沏壶茶,但我自觉他还是个不错的人,之前欠他一份人情,因而愿意口无遮拦的直白的讲话,包括气愤的宣称以后我再也不抓作弊了。

嘴上喊了不要,身体还是相当诚实——“诱奸”才发生半年,我又撞上了一次作弊,没忍住又把人逮了现行。

给领导打电话报告作弊事件,领导接了电话只发了三个音:

——啊?(你这个骗子,你上学期不是说了不抓作弊的吗?)
——唉!(信啥都不能信你的嘴,不然母猪都能上树,今天下班又不能准时回家了)
——嗯……(好吧,你抓作弊,我又得来给你擦屁股料理杀人现场了)

三个音,我听出三个意思,这样反倒弄得我有点尴尬了。

不过,更不好意思的是,一起监考的女同事跟我聊天时说,这帮学生在你眼皮子底下还把小抄翻出来抄,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我刚卷上舌尖的话到了嘴边又强行咽了回去,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连这么纯情的女同事都自发认为我抓学生只是出于学生没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摊开纸条抄袭,而不是出于考试纪律,那么我做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只会越解释越黑。

后记(大结局)

本学期初,主管教学的系领导开会时宣布了学校的一项改革任务,自本学期起,所有课程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不得低于70%,且声明要各老师不得在平时成绩中放水。

我终于不用为监考期末考试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