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聊欧盟大使塞日·安博——谈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昨天下午欧盟驻华大使塞日·安博(Serge Abou)率团访问南京大学，与部分学生座谈了中国与欧盟的发展问题。因最近圣火传递及四川地震事件中，欧洲的某些国家成为焦点，受到了国内网民的批评，因此我很想借机看看欧盟的高层官员会在访问时有何反应。

陈骏校长在与欧盟大使塞日·安博结束官方会谈之后便离开斗鸡闸，之后安排的是南京的媒体采访。我和在门外等候的同学进入会议室后，便占了一个不错的位子静等。不多时，安博与随行官员们回来，讲座便开始了。这个讲座，或曰座谈并不是学术性质的，也没有电视新闻中的政治味儿，因此就有一些乏味，我便一直等着之后的互动部分，希望有提问机会。现场获得提问机会的同学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提问者坐在安博对面，提问关于总体层面上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第二个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男生，问了北约与欧盟在军事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是抢掉我提问机会的女生，问了关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发展和阶段问题（对该问题，安博开玩笑的认为最好的方式之一是通婚，让该女生嫁出去）。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都比较正式，搞得我也不方便提问一些生活化的没那么严肃的问题了。

但是有机会面对欧盟高官而不提问题有点……“失落”，于是在主持人宣布座谈结束并献花后，我走上前，来到安博身边（还好，他没带武官或保镖什么的）问了自己想问的问题。我先向安博大使简单的介绍了自己，在为中国一个很大的非营利组织工作，该组织与麻省理工在开放式课程方面开展合作。我的问题与现场提问的那三位同学不同，既不关于政治也不关于商业，而是关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非营利部门。最近在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震惊了世界，也使非营利组织的作用突显出来，欧洲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被认为有欧洲人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因素，那么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是否一定要经过这样的灾难，是否只有灾难才是推动非营利组织极大发展的动力？安博作为欧盟的高官，又将对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和建议呢？

时间相当紧，门外汽车和随行官员在等着，但安博显然对这个问题比较有兴趣，他耐心认真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由于灾难会对人的情绪和心情产生极大的影响，令人产生同情心，因此灾难本身会对非营利组织的建立和萌芽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红十字会）。在这次四川的悲剧中，非营利组织作用凸现也有同样的原因。然而他也认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受到政府颇多的控制，它们的经费很很大部分来源于政府部门，要在今后有更大的发展，政府部门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必须放松。

也许是我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会场中提问的另两位同学也凑上前来继续提问另外的问题，因此在表示了谢意之后，我只能跟一位欧盟随行官员打个招呼便离开斗鸡闸，回宿舍去了。

NGO这类组织，被彼得·德鲁克认为是未来社会除政府和企业外的最主要和重要的组织形式。德鲁克和科特勒曾著书专门讨论NGO的问题。但在中国，似乎这样的组织始终没有获得发展的良机和土壤，不知道安博大使建议中的关于放松对NGO控制的那天何时能够真正到来？也许今次四川的地震和奥运中志愿者群体的出现会是一个契机。

在座谈中令人窘迫的场面来自于某几位同学突兀的离开，以及某位老师响彻全场的手机铃音和伴随其后的当场电话交谈，这使欧盟随行官员们侧目而视，也令在座部分中国学生相当的尴尬。